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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往事與森林 (節選)——喬傳藻訪談錄

    中國財經界·www.shunsheng2008.com 2020-11-19 20:52:30本文提供方:網友投稿原文來源:

    受訪者:喬傳藻,中國兒童文學作家,出生于現在的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(縣級),云南大學中文系教授。 喬傳藻在《兒童文學》《少年文藝》等刊物發表兒童文學多篇,著作有《星星寨》《醉麂

    受訪者:喬傳藻,中國兒童文學作家,出生于現在的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(縣級),云南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    喬傳藻在《兒童文學》《少年文藝》等刊物發表兒童文學多篇,著作有《星星寨》《醉麂》《野象的路》《太陽鳥》《一朵云》等。他的作品多次入選《中國年度兒童文學》《中國優秀兒童文學精選》等各類選本及中小學語文教材或閱讀文本,散文《醉麂》獲1988年(首屆)全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獎,散文《挑柴》獲1994年冰心兒童文學佳作獎,另有作品獲得《兒童文學》《散文》《中學生》以及臺灣報刊征文獎。

    訪問者:李秀兒,女,滿族,1978年12月出生于黑龍江省佳木斯市,現為上海師大人文與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,曾多年擔任電視新聞主播,在《中國作家》《散文》《少年文藝》《文藝報》《文學自由談》《文學報》《邊疆文學/文藝評論》《滇池》等報刊發表小說、散文和評論,有多篇作品入選各種選本或獲獎,小說《晚秋》獲2017年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,已出版兒童文學長篇小說《花山村的紅五星》等8部作品。

    李秀兒(以下簡稱“李”):喬老師,您好!從您的創作簡歷即可知道,您已經創作、發表文學作品并在文壇取得成績時,我還沒有出生,對您的訪談,既是后輩學生對前輩老師難得的學習機會,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我及晚生的兒童文學創作者、研究者對您的致敬!

    我想問您的第一個問題是:您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這條道路的?我能查到您最早的文學作品,是發表于1962年的《在公路上》,這篇作品后來收入《中國新文學大系/兒童文學卷》里,它是最早的嗎?您還記得當年寫作、發表時的情形嗎?

    喬傳藻(以下簡稱“喬”):《在公路上》的確是我比較早的一篇習作,但它不是我最早發表的作品。我最早發表的作品叫《奇跡》,是我初一上晚自習時寫的,我把它投給《云南日報》,后來很快就被刊登在了這張報紙的“文藝生活”副刊上。

    李:還記得這篇作品寫的是什么嗎?

    喬:當然記得。《奇跡》是篇散文,寫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,有2000多字。文章開頭至今還記得,大體是這樣寫的:大樹搖撼著,有的朝山谷倒去,才晌午時分,山野卻像殘冬的傍晚了——這是我親近文學的開始。后來我還專門以此為題,寫了篇名為《親近文學》的小文章,也是寫那個時候的生活。我寫有這樣一個細節:小學還沒畢業,我住校了,每個月的生活費,除了吃飯,余下的錢頂多還可以買一張郵票或一塊肥皂。置身鬧市,無親無友,奇怪的是本人還“不鬧情緒”,當時我已經開始每天寫日記。我在日記里寫下的話可以作證:“我的心里是晴天。”

    李:您那么小就離開了家鄉!您的家鄉、童年少年時的生活對您的文學創作有影響嗎?

    喬:家鄉、故鄉,不管你是什么時間離開的,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,它就是你的胎記,永遠會跟隨著你的腳步,走到天涯海角也不可能忘記。

    我的老家在滇東北,童年的生活難忘記。曾記得,外婆帶我們去地里掰包谷,紅土地很“瘦”,細細的包谷稈卻是這樣甜。象牙色的包谷稈上,仿佛又洇進了包谷須須如血的紅暈。那個時候,我還不知道人世間還有甘蔗這種食品,要說有,包谷稈就是我的甘蔗了,甘甜多汁,咂在口里的滋味呀,嘖嘖,嘖嘖……也只能這樣形容了。

    那根象牙色的包谷稈,無形之中,成了我寫作時的文學標桿。

    李:您有一篇名篇叫《太陽鳥》,后來,人們用這個篇名為當時云南兒童文學創作群體命名。

    喬:謝謝你還記得我的這篇小文章。《太陽鳥》,我寫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,至今我還記得文章的開頭:“它的叫聲,它的羽毛,它的秉性,都讓人想起太陽。”是的,我記得它的叫聲——“嘰……它叫得那么清亮,那么悅耳,簡直能讓你感覺到太陽的光波在身邊流動。”那個年代的云南兒童文學何嘗不是如此呢?作家們傳導給孩子的聲音和形象,就像太陽鳥,清亮、悅耳、光波流動。當時大家以相互尊重、抱團取暖的文人相親精神和大格局,像太陽鳥兒一樣一飛沖天、一鳴驚人,才有云南兒童文學“崛起的新山脈”,令京津滬等地同行刮目相看啊!

    李:您以教授之身,為學生樹立了寫作的標桿。當年您是怎樣一面教授學生寫作,一面堅持自己的創作,并取得不菲成績的呢?

    喬:1964年,我從云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,從此成為教“大朋友”的老師。我是教授寫作的,我必須言傳身教,必須立標為范,這樣才不至于被學生“轟下臺”去。所以,我的寫作,內心確實有一道標桿:我要踐行自己的“作文之道”,為學生提供范文。我規定自己:“拒絕平庸,只能寫好,不能寫壞”,只能寫了發表在比較夠格的刊物上——因為我寫的是兒童文學,北京的《兒童文學》就成了我的首選刊物。從1979年開始,我在這家刊物上,連續發表了《星星寨》《金竹筐》《山野之魂》等系列散文。這些文章還陸續獲獎——《星星寨》《金竹筐》獲得《兒童文學》優秀作品獎,《山野之魂》獲得《兒童文學》創刊三十周年散文一等獎,《醉麂》后來還獲得中國作協首屆全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獎。教著大學生,寫著小作品,我感到很光榮。我信奉這樣的觀點:一個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。對我來說,教學之余,能把兒童文學這塊“責任田”種好就很不賴了。

    李:好像在您之前,“云大”一直沒有兒童文學創作的成功范例和氛圍,您是怎樣成為這條道路的開創者的?或者說,您最后選擇了以兒童文學為創作的主攻方向,這是為什么?

    喬:我選擇兒童文學為畢生努力的方向,就像我選擇一輩子在大學教寫作一樣。行內的朋友都知道,寫作課,這是體力活,聰明的人干兩三年差不多都會逃之夭夭了。我沒有逃,我“像一棵樹似的種在這個崗位上”了。兒童文學也是這樣,我就寫它,努力寫好它,直到有一天,我掏空了,寫不動了為止。

    兒童文學在歐洲十八世紀還被認為是“小兒科”呢!那時,誰要是承認自己是為孩子寫作,“等于承認他是無知和低能”。十九世紀,情況改變了,兒童文學有了獨立的美學品格和文學價值。二十世紀以來,全世界對兒童文學的看法都改變了。借用臺灣老作家林良先生的話來說,兒童文學已經成為“文學常識”了,成了專門的“淺語的藝術”了。到了二十一世紀,在中國已經出現兒童文學“黃金十年”以及又一個“黃金十年”了,誰還嘲笑兒童文學,他本身就會成為一個“笑話”。

    我選擇兒童文學,不是我有“透視眼”,看到它有什么“黃金十年”,只是覺得,這門漢語言文學藝術,其實高不可攀。兒童文學像一棵大樹,一個枝丫就是一個門類,在每一條枝丫上都能結出豐碩果實的天才大概是不多的,平平如我輩者,窮其一生能夠在兒童文學某一個枝丫上做一點事情就很不錯了。

    李:還記得您是什么時候開始投稿的嗎?

    喬:說到投稿,我從讀初中開始就養成了投稿的習慣,窮學生的文學夢其實是很實際的。

    李:您的兒童文學,寫“森林散文”是顯著特色。在您筆下,森林、河流、湖泊、動物(特別是太陽鳥、醉麂、哨猴之類的小動物)被您描繪得栩栩如生,閃耀著生命的綠色光芒。但是,在您的滇東北老家,好像這些資源在現實生活中并不豐富。您是怎樣實現這種寫作場域(題材)的騰挪和轉化的?

    喬:那些年,我確實比較多地寫了一些森林動物題材的散文,讀者對象主要是十三四歲的孩子。森林、河流、湖泊這些場景寫得比較多。至于動物——經你提醒,好像確實是諸如太陽鳥、醉麂、哨猴、黑雕之類體型稍小的動物寫得更多一些。我在自己的文字追求中,比較注重帶有森林野趣的知識性描寫。知識,這是好東西,不過想“采集”到手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所向往的知識趣味從書本里是翻不到的。它們存在于守林人的火塘邊、野象的足跡里、趕馬人的驛道上。你說到我的滇東北老家,在我小的時候,那些地方也是植物茂密、動物很多的,它們至少在一個少年心田里種植下了親近自然的美夢——這些感覺會造成一種“通感”,一下子,人的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味覺似乎都打開了,腦神經變得十分敏感,一朵花,一片陽光,幾聲鳥啼,都會在我的心頭留下“痕跡”。

    李:您當時有自己的心靈意義上的“創作基地”嗎?或者說,您覺得您寫得最順手的、最自然的、最愿意觸及的創作領地是哪些?

    喬:所謂創作基地,我理解是:所有作家,都程度不同地有吧?有的廣義一點,有的狹義一點;有的具體一點,有的抽象一點;有的存在心里某個隱蔽的角落,有的存在大地某個明顯的位置。我曾在一本書的卷首寫過幾句話:“真想變成一棵樹,生長在密密的大森林里。為了少年朋友,我將記下青藤、野花、山溪編織的許多故事。”

    李:“一朵云”是云南南部一個地名,您卻以她為載體,完成了被認為是您“自傳”的作品《一朵云》。這是為什么?

    喬:我的故鄉是滇東北,為什么卻以滇南偏遠地區一個村落的名字,來寫了被認為是我“自傳體”的一本散文呢?這其實是有緣故的。這是一本紀實兼具小說情調筆法的作品,19篇故事,寫的是滇南山地一所小學的童年生活。我一個人在昆明讀書的時候,我的父親在滇南山區里修公路,我母親也在那里。到了假期,我就坐小火車10多個小時,一路顛簸,下車又去忙著找最早那趟班車趕路,最后輾轉到那里。在那里,我見到了名叫“一朵云”的一所小學——它就把我童年家鄉小學的情形串連起來了。我寫的是他們,卻以自己的內心和經歷為參照,拿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。我在眾多孩子中還特別寫了一位名叫“小正哥”的孩子,他聰明好學,在對求知的渴望與尊崇中,掙脫了貧困之網,游向文學的海洋。我用這個人物,串起了張老師、李秀秀(呵呵,跟你的名字相像)、趙小水、陳老黑和李大嘴……書里的人物都“活”起來了。那個“小正哥”,確實可以看到我的影子。所以,被人們認為這是我的心靈自傳體散文,我是認可的。

    李:您認為“創作采風”“深入生活”對于兒童文學寫作重要嗎?

    喬: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,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事情。生活從哪里獲得?是組織“采風”?還是群體“深入”或是個體體驗?殊途同歸吧。我不反對別人選擇集體采風啊深入生活啊這些方式,但我個人選擇的是,一個人或三兩朋友,坐班車、坐拖拉機甚至坐牛車或騎馬出行,這樣能夠看到自己最想看到的、找到自己最想找到的。文學需要真誠,那些真誠的有質感的細節,往往存在于那些靜悄悄的、最不起眼的地方。

    李:就創作而言,您在描摹現實圖景與書寫心靈想象方面,更倚重哪一邊?

    喬:不好一概而論吧。還是以我寫作最多的樣式散文來說吧,散文,在兒童文學的分支中又有兒童散文和少年散文一說。當然,兩者關系密切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不過,它們的區別還是存在的,這就是,較之前者,作家在寫少年散文時,主體意識的灌注可以更為明顯一些,強烈一些,濃郁一些。兒童散文注重的是想象和故事,少年散文除了想象和故事之外,還多一些作家的內心體驗。不論是兒童散文還是少年散文的寫作,都不能離開兒童視點和少年視點,不能失去童心,丟失了童心,也就失去了兒童文學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砝碼。

    李:一些評論認為,您的創作是早期中國生態兒童文學的重要典范,并認為您很早就體現出比較自覺的生態倫理意識,其文本具有生態倫理美學的豐富呈現。您認為是這樣的嗎?當時您在創作主觀上是有意為之的嗎?如果不是,您認為在客觀上體現或接近于這樣的結果嗎?

    喬:我注意到了你說的這些說法。的確,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,我就將筆觸深入到西南邊疆的大森林和自然保護區了。我寫了較多的森林故事和動物散文。當時我就認為,人是從大自然中走來的,在人的性靈中,始終保存著對山野的懷念,即便是今天這個時代的孩子,也免不了要通過鳥語獸言,打開認識世界的窗戶。

    寫森林,寫動物,流露在自然畫面中的情緒傾向,并不是引導少年讀者去膜拜山水,禮贊荒野的靜寂。我寫的盡管是“無人之境”,我尋訪的盡管是一些沒有聞過炊煙氣味的“森林居民”,但我的心是和時代相通的,在人與自然這一古老的藝術命題中,準確地把握住當代人的生存情緒,這是我的意愿。否則,封閉的峽谷意識,只會再一次把我們導向保守。

    森林、動物這類題材,并非我所獨有。但是,我努力追求這類題材盡可能多的豐富性和深邃感,使之散發出獨特的魅力。

    李:您的創作充盈著對大自然圖景的詩意描摹,特別是在意境的提煉、字詞的精練方面,堪稱后學的范本。好像您一直是兒童文學創作領域的“苦吟詩人”,一方面,留下了較多短小精悍的名篇以及金句,另一方面,好像您的創作產量較少。您怎樣看待這些問題?

    喬:我很羨慕“倚馬萬言”的朋友,但對我來說,我其實是個慢性子,寫作總是磨磨嘰嘰,喜歡推敲、苦吟,一個詞覺得安放得不夠妥帖,都要斟酌十天半月。這樣,我的作品總體數量并不多。我的文字歷練過程總的來說是很辛苦的。

    我在寫作時,追求在山水中寫出人情美,在人情中寫出山水美。經常會記起冰心早年說過的一句話:“年青人,珍重地描寫吧,時間正翻著書頁,請你著筆。”珍重,也是鄭重。我下筆時,努力做到既要珍重也要鄭重,有時候到了讓自己膽怯的地步,當然,這不可取。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和吳然的交談中,我就說過:“我追求自然與人的和諧。寫邊疆奇特的東西和某些知識也是必要的,但我要超過別人。誰飛得高,誰就飛得遠,才能讓讀者享受到文學美。如果除了森林中的邊疆特色、知識以外,什么都沒有了,這樣的作品是失敗的。我近來之所以寫得少,主要是覺得‘那一點’還沒有找到。”這些話里,或許可以解釋我為什么比別人寫得少的部分原因。

    李:喬老師,您對自己嚴苛了。在我看來,您的創作始終充盈著對生命意識的深情禮贊,對悲憫情懷的執著傳遞。通過生命意識的正確書寫,從而達到對兒童少年、對整個人的生命意識的喚醒和尊重,這或許是生態兒童文學最重要的“硬核”吧?從這個意義上說,我覺得您是將大寫的愛,雕刻進了生態兒童文學。請您談談對這方面的理解和追求。

    喬:兒童文學中的生態書寫,我其實也是從不自覺逐漸到比較自覺。云南具有比別處更好的一些條件,就是這里相對經濟后發,生態保存也就比較完整。云南兒童文學作家想不生態幾乎都不可能,到處是山水樹林、田園牧歌,是原住民的原生態狀況——當然,它和貧窮落后并存。我們的生態書寫,一開始主要靠題材優勢,表達對大自然的禮贊、對環境惡化的擔憂等,我們當然是贊成保護動物、環境和大自然的,贊成人與自然和平相處的,但不能因此去盲目歌頌落后和貧困。這差不多是兒童文學作家的底線。因為我們的讀者對象是熱愛動物和大自然的,是熱愛社會進步的,我們怎么可能站在他們的反面呢?但我們開始的出發點和歸結點,還是為了人類的利益立場——以人類為中心。隨著生態意識的深化,生態系統整體利益價值觀的確立,我們才開始意識到,動物、環境和大自然這些被保護的對象,本身就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,因而人類不得予以危害——這就是后來稱為非人類中心主義派的基本觀點。可惜后來我因為體力和年齡的原因,逐漸退出了兒童文學寫作的主戰場。但是我看到,今天的兒童文學作家,致力于新的真正意義的兒童文學生態書寫和倫理建設,以“非人類中心主義”取代“人類中心主義”,以“人類屬于大自然”取代“大自然屬于人類”,進而生成敬畏生命、尊重自然、熱愛自然、保護自然、與自然平等相處和諧發展甚至自然優先發展的生態意識、生態倫理、生態哲學以及生態文學(包括生態兒童文學)優秀作品。我為他們(當然也包括你)喝彩!

    謝謝你花這么多時間,看了我很久以前的那么多作品,并精心組織了很好的訪談話題,讓我一個遲暮之人,幸福地勾起那么多與森林和動物相關、與生態兒童文學相關的往事,再次真誠地謝謝你!

    李:應該感謝喬老師您才對。因為您為我上了很好的一堂課。我想,這也是今天的兒童文學后學者都想聽到的一堂課。我和他們一起謝謝您!謝謝!

    本文來源:責任編輯:ztnew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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